巴金：奋斗就是生活，人生只有前进

　　文/宋洋
　　巴金是一位世纪老人，到他2005年去世，见证了百年中国的跌荡历史，从刻画时代巨变的《激流三部曲》-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，到老年时期叩问心灵的《随想录》，他的文字却永远充满着青春的激情与活力，成为无数读者的灵魂灯塔。
　　“生活并不是悲剧。它是一场“搏斗”。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，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，通过乱山碎石中间。”——巴金在《家》的总序中这般写道，而“一直向前”更是他贯穿一生的座右铭。　　　 

晚年笔耕不辍的巴金

　　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世代做官、数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，当时的李公馆位于现今的青羊区通顺街上，如今去已觅不见任何痕迹，只能从巴金的记忆中想象：“门前台阶下一对大石缸，门口一条包铁皮的木门槛，两头各有一只石狮子，屋檐下一对红纸大灯笼，门墙上一副红底黑字的木对联’国恩家庆，人寿年丰’。”（《我的老家》）这是巴金1923年5月离开家时的样子，也是他的小说《家》中“高家”的样子。这座五进三重的大宅院里，巴金有“将近二十个长辈，有三十个人以上的兄弟姐妹，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。”李公馆上下都在一个封闭的既定的秩序中生活，巴金他在这个上百人的小社会里生存成长起来。
　　他目睹了大哥被父亲安排婚姻，以抓阄的荒唐方法确定了新娘；目睹了三姐被人用花轿抬到一个陌生人家，一年后因为难产凄凉地死在医院里。而父母的先后病逝，也使他们作为长子长孙一家，卷入到大家庭的欺压和遗产争斗之中，直到可恨而可怜的祖父也死了这位封建权力大家长毕生“长宜子孙”的愿望也终告落空。 

主持人双双与老师在成都寻访

　　1923年春天，一个暮春的清早，大哥在江边流着眼泪把巴金和三哥尧林送到木船上，他们从这里坐船离开了成都。
　　在《新生•自序》中，他这样回忆：“我辞别了山，渡过了江，划起了一只独木小舟，向着人间的海驶去。暴风雨吹打我的脸，巨浪颠簸我的舟，但他们并不曾淹没了我。”
　　离开家庭后，巴金在上海和南京辗转求学，后来远赴法国，在这一过程中，他为了排遣苦闷与思乡的情绪，开始写作。随着处女作小说《灭亡》的发表，巴金，一个新的名字出现在中国文坛。
　　1928年巴金回到上海后，大哥李尧枚来探望，在闲谈中巴金提到想写一篇以自家人物为主人翁、反映封建大家庭的小说，大哥极力地支持。这部小说，就是《家》。小说中的高觉新，原型就是大哥李尧枚。最戏剧化的是，1931年4月18日《激流》总序在上海《时报》第一版上发表时，报告大哥服毒自杀的电报马上就到了，当时巴金刚好写到“做大哥的人”那一章。“
　　1933年，《家》正式出版，巴金写下序言，题为《呈献给一个人》。这“一个人”，就是大哥李尧枚。他最终也没有读到这本书，而在封建家庭的重压下，选择了自我毁灭。 

巴金与大哥李尧枚的合影

主持人双双拜访巴金的侄子、李尧枚的儿子李致先生

　　“我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。我写作时始终牢牢记住我的敌人。我在十年中间）1931-1940写完《激流三部曲》，下笔的时候我常常动感情，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有时大声念出自己刚写完的文句，有时叹息呻吟、流眼泪，有时愤怒，有时痛苦。”——巴金《创作回忆录》。巴金以十年时间完成《激流三部曲》，带给年轻人鼓励与希望，鼓励他们投身自己的理想。 

人民文学出版社的“激流三部曲”

　　1978年，晚年巴金开始写作《随想录》，随着身体状况逐渐恶化，后期他已经拿不稳笔，又几次住院。1000多字的文章他断断续续要写几个月，有时候一天只能写出几十个字。从《灭亡》到《激流三部曲》再到《随想录》，巴金始终以青年时代确立的理想来拥抱这个世界，即使百岁，也依然青春，依旧在与生命搏斗。 
　　1985年，年过八旬的巴金收到了十位小学生的来信，他们向巴金询问“寻找理想”的问题。巴金的回答，就如他对自己漫长人生的总结：“理想从未在我的眼前隐去，它有时离我很远，有时仿佛近在身边；有时我以为自己抓住了它，有时又觉得两手空空。有时我竭尽全力，向它奔去，有时我停止追求，失去一切。但任何时候在我的面前或远或近，或明或暗，总有一道亮光。不管它是一团火，一盏灯，只要我一心向前，它就永远给我指路。” 

巴金晚年写作时坐的轮椅

巴金纪念馆中的巴金塑像

　　2005年10月17日，101岁的巴金离世。遵照他的遗嘱，他和妻子的骨灰被混在一起伴着玫瑰花瓣，飘散在东海。
　　正如研究巴金的学者李辉所说：“年轻的巴金曾经比喻生命运动像水流，他的一生都在激流中搏斗/向前，从此，他的生命如激流一般汇入大海；从此，一个矛盾/痛苦，同时又丰富/伟大的生命，走进了历史。“
　　本周日晚21：35，深圳卫视《课间十分钟》第二季走进巴金的家。